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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2日 星期五
家庭，全球未來的挑戰
家庭，全球未來的挑戰
作者：何琦瑜．陳雅慧
歷經全球化、科技化的變遷，家庭樣貌急速改變，全球各國已將家庭政策視為國家
競爭力的基石。
「作為人類生活、演化的社會組織，家庭，正面臨歷史上最困難的挑戰。許多社會
變遷太快，乃至於單就速度本身，即是家庭主要的壓力來源。世界各地的家庭，都
需要支援，才能適應未來的變化。」
──聯合國一九九六年報告：「家庭：未來的挑戰」
為什麼現在要來談「家庭」？
一九九四年，聯合國發動「國際家庭年（International Family Year）」，各國
政府與民間組織，紛紛展開一連串的研討與行動方案。把過去被認為是「私領域」
的家庭議題，第一次帶到政府公部門與國際公共論壇上。
經歷二十世紀全球化、科技化洗禮的西方先進國家赫然發現，近四十年來，「家
庭」遭逢了史無前例的挑戰，改變的規模與速度，難以控制，而且影響深遠。
二○○四年，「國際家庭年」第十年，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舉辦的十週年紀念論壇
中，世界重量級的專家和學者，歸納了「家庭」的變因與走向：
人口結構：老化與少子化
美國之外，世界各地的生育率都在降低，而嬰兒潮世代步入老年。以歐盟二十五個
會員國為例，二○○二年平均生育率只有一．五％，十年內總人口只成長了一千萬
人，佔總人口的二．七％。
另一方面，二○○二到二○二五年間，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口數目，預計會成長三分
之二，而八十歲以上人口，將從一千五百萬竄升至三千八百萬人。
在歐洲，目前每五個具生產力的工作者，支援一個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但是未來
五十年，這個比例很快會降到兩個人以下。意味著家庭單位愈來愈小，但照護扶養
的責任，卻愈來愈重。
這也意味著社會必須提供更多老年人口的照護、醫療支援，不致使得老年人口成為
家庭照護的負擔。
女性勞動力崛起：新兩性關係
女性勞動人口的比例愈來愈高，代表著父母都在工作的雙薪家庭將成為主流。如何
幫助雙薪家庭擁有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已經是先進國家政策的最大挑戰。
在急速老化的社會體系中，亟需女性勞動力的挹注，填補「工作人力」的缺口；但
是鼓勵女性投入職場的同時，社會必須提供足夠充裕的老人孩童照顧體系，企業必
須更積極開放各種彈性工作模式，使得雙薪家庭不致因為時間和資源的匱乏，失去
了教養下一代與照護老幼的能量。也使得身負多重責任的中堅成員，擁有家庭與工
作間，「真正」的選擇權。
另一方面，當女性角色日益現代化、走向多元的同時，男性角色的「低度開發」也
受到關注。如何重新教育男性，肩負起照顧子女和分擔家務的責任；如何讓家庭中
「照顧者」，不論是男性或女性，擁有社會同等的尊重，也是各國亟欲探討的主題。
全球化：家庭的助力與阻力
全球化使得企業和經濟體的競爭日趨加速。比利時大學教授克里克（Robert
Cliquet）分析，全球化使得國與國間的經濟活動、資本進出、交易都日益頻繁，
各種層面的競爭都白熱化。處於全面競爭下的人們，得對抗工作的高壓力，面對高
失業和被迫提早退休的威脅。因此，社會政策，尤其關於家庭的福利政策受到嚴重
的挑戰。
一方面對於長期的風險有著高度的警戒心與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又無法抗拒全球
資本主義熱烈的消費宣傳。因此人們總是處於焦慮的核心，如同跑轉輪的白老鼠，
永遠停不下工作。因為在全球化的世界裡，每個人都必須要努力工作賺更多錢，花
更多錢。
也因此，在全球化時代，所有人都更需要家庭的支持。家庭是全球化的避風港，是
每個人在競爭之外，尋求溫暖慰藉的唯一所在。傳統的家庭價值在此刻，其實有一
股強大的復興力量。
全球化帶來的大規模移民，則是另外一股改變家庭面貌的力量。國內的「移動」，
讓規模已經愈來愈小的核心家庭，更加支離破碎，家人間彼此的情感支援，變得珍
貴又稀少。
跨國的居民移動，不但深深影響移出的家庭，也對移入國家的社會和文化有適應的
衝突。因為移民帶來愈來愈普遍的跨國姻緣，數量上快速成長，在某些國家，幾乎
凌駕了傳統的婚姻，也讓傳統的政府社會福利資源分配，被迫得重新思考。
科技：價值崩解的加速器
先不談複製人、生殖科技對傳統「家庭」定義帶來多大的挑釁，光是避孕藥的發
明，就讓夫妻生育的選擇控制權，從過往「要生到什麼時候」，轉變成「要生或不
生」，以及「什麼時候生」。
不論東方或西方，價值觀走向愈來愈個人主義，而科技有推波助瀾的力量。資訊與
傳播科技的進展，從電視、電腦進入網路，溝通變得有效率又便宜。新的價值得以
最快的方式大量傳遞。世界各個不同角落的人們很容易就吸收到類似的資訊，形成
一致的態度。
家庭的變形：多元
各種力量驅動著家庭變貌。過往，多數人代代傳承的「傳統家庭」：父親賺錢，母
親持家，一個家庭生育出儘可能多數的下一代的家庭樣貌，恐怕只能在重播的美國
情境喜劇中得見。
在西方國家，「婚姻」已經不再是家庭構成的「必要因素」。「法律上的家庭」將
大幅減少。因為愈來愈多人選擇同居取代婚姻關係，不婚和不生已是許多人肯定的
選擇。
法國的新生兒中，四○％是屬於沒有婚姻關係的父母所生的「非婚生子女」。
「單身家庭」也快速增加當中。以歐盟會員國為例，單人家戶（single
household）從一九六一年的一千四百萬人，預計二○二五年將會增加到六千萬戶，
佔所有家庭的三分之一。
英國的稅法和政策已經因此而改變。家庭政策支援輔助的對象，不僅限於「有婚姻
關係」的家庭，而擴及到所有形態的「家庭」。
變種家庭的崛起已經是現實。單親家庭、沒有婚姻關係的家庭、同性家庭、繼親家
庭（父母離婚再組新家庭）等不斷出現，更新的組合不斷挑戰人們對於家庭的想像。
在「離婚像換工作或換房子一樣平常」的德國，每六個德國家庭中，就有一個是所
謂的「多元繼親家庭」。這種由不同血緣關係的父親、母親和孩子組成的生活共同
體，有逐漸改變德國家庭面貌的趨勢。
如何教養來自不同家庭的子女，如何傳遞多元的價值觀，成為德國輿論界最熱門的
話題。
「家庭重要，是因為家庭帶給人們愛，溫暖和歡愉，家庭是我們在快速變動的世界
裡，安定人心的錨。許多人認為，家庭是私人事務，但是對一個國家而言，如果我
們的家庭無法提供家庭成員支持的力量，後果會影響整個社會。因此，整個社區都
應該支持家庭的建構和穩定。……因為家庭很重要，不僅對我們個人，也對新加坡整
體。」──新加坡「重親情，享倫理工委會」宣言
家庭，已經不再只是私領域的「家務事」，世界先進國家都已經認知，有活力、具
生產力的家庭，是未來發展的基礎，是下一個世代的搖籃。家庭的強弱，將大幅反
應每個國家社會的競爭力。最近十年，世界各國都大舉投資於「家庭政策」，把
「家庭」的需求，納入未來國家發展計劃中。
二○○四年，新加坡政府投入八億坡幣（約一百六十億台幣），創造「親家庭環境」
（family friendly environment）。他們下定決心，打造新加坡成為「幸福家庭
的樂園（Making Singapore a great place for families）」。
家庭的需要，以「孩童照顧」為核心。以歐盟各國的政策作比較，北歐社會福利國
家在孩童照顧政策規劃最完善。譬如，在瑞典、挪威和丹麥，政府提供父母在新生
兒出生十二個月內，帶職帶薪的育嬰假。研究也顯示，北歐國家父母對於新生兒的
照顧，讓嬰兒的健康情況和其他成就上有明顯的改善，同時在孩童時期的抗壓性也
明顯提高。
北歐國家政府也補貼家庭育兒的支出。丹麥政府補貼三分之一，瑞典補貼兩成，芬
蘭補貼一五％。在丹麥，小孩一直到九歲前，都有政府的補助托育園幫忙在放學後
照顧小孩。
也因此，丹麥的母親有七成七是職業婦女，丹麥兒童的貧困比率二．四％，是國際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當中最低的。
其他歐盟國家如法國和比利時，雖然沒有提供如同北歐豐富的孩童照顧資源，但是
也提供了兩成五到三成補助，讓三歲以下孩童享有全日照顧支援。義大利、西班
牙、葡萄牙等歐盟會員國，也都陸續加碼投資孩童照顧和托育設備軟硬體。
二○○三年的法國大選，孩童照顧和家庭教育政策，成為候選人辯論的政策重點。近
年來，法國因有效的政策引導，生育率回升到一．九％，被喻為世界的「奇蹟」。
投入於孩童照顧，是促進婦女就業最有效的政策。一九七一年，愛爾蘭女性就業率
只有二○％，二○○四年，已經升至五五％。因為愛爾蘭投入四千五百億歐元（相當
於八百八十兆台幣）於兒童照顧政策上。
「因為我們清楚的看到，為孩童照顧建立家庭支援網路，是在知識經濟時代不得不
做的長期投資。」愛爾蘭都柏林大學應用社會學院院長，歐盟社會觀察委員會人口
和家庭小組代表瓦雷利．理查森強調，「投資下一代，就是投資我們自己。」
領先的國家也把家庭教育，當成兒童教育的基石。人力素質和競爭力數度名列國際
組織排名前矛的芬蘭，認為家庭教育才是教育成功的關鍵。政府不但投入資源補貼
父母對小孩的照顧，如同「聘雇」父母做孩子最好的保姆。給小孩的生活補助與福
利金，部份限定為教育、文化用途，鼓勵父母帶孩子到與政府簽約的書店、美術館
等文化教育單位消費，從學前開始擴展文化視野。
先進國家的家庭政策，早就脫離補貼與補救弱勢的「後見之明」，而是把投資於所
有家庭的穩定與健康，當成投資於未來的「國家計劃」。
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社會政策發展部總監史瓦斯基（Johan Scholvinck）特別強
調，在家庭議題上，政府必須扮演關鍵角色，提出有策略性的、整合勞工政策、社
會保護、教育、健康、住房政策等的總體規劃。
台灣，什麼都有，速度更快
鏡頭轉回台灣。
已婚婦女生育率一．一八％，比OECD平均生育率還低，名列世界最低國家之一。
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從七％升高到一四％所需的年數，日本二十三年，台灣
二十六年，英國四十五年，台灣已是世界上人口老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
離婚率名列亞洲第二。新移民家庭的新生兒，已經佔總體的七分之一。
「台灣什麼都有，而且變化的速度更快，」台大社會系教授，台北市社會局長薛承
泰說。
但是政府，乃至社會整體，對家庭功能的弱化，沒有意識，更遑論行動。
「我覺得很危險，社會福利沒建立，傳統大家族和社區的力量已經蕩然無存，小家
庭自己要求存活，所以父母才會做得那麼緊張，」王浩威認為，在現在台灣的處境
下，天真的期待父母「改變價值觀」，並不實際。
台師大人類發展與家庭教育系副教授林如萍指出，目前台灣的「家庭政策」，勉強
扯得上邊的，是散置各處的福利預算，每項預算都在「捕破網」，缺乏前瞻思考。
而且明顯重複投入在新住民和弱勢家庭。「我不是說這不該做，而是資源的投入顯
然有失比例原則，」林如萍說。
更重要的是，「政府應該告訴我們，什麼是台灣要尊崇、恢復的家庭價值？」立委
林岱樺批評。因為價值觀的確立，才能引領資源的有效、正確配置。
以新加坡為例，在擬定家庭政策前，政府就先透過全面的調查和研討、溝通，萃取
新加坡人共同認同的「家庭價值」。例如新加坡的家庭價值鼓勵重塑家族照護力
量，政府就補貼買房子買在父母附近的新婚夫婦，一戶補貼八十萬台幣。也提供扶
養六十五歲以上老人的家庭，各種減稅優惠與福利。
前教育部官員，親職輔導專家鄭石岩強調，面對台灣家庭及家庭教育的難題，政府
應該要從「上層思考」，和民間攜手，從上到下，發動「夥伴計劃」。如同一九九
四年柯林頓在美國通過了品德教育夥伴計劃，由中央政府補助各州，讓孩子的品格
教育，不獨是家庭的責任，而是結合社區和學校，共同面對與解決問題。
為什麼現在要談家庭，和家庭教育？因為家庭，是社會共同的責任，和我們所有人
的未來。
作者：何琦瑜．陳雅慧
歷經全球化、科技化的變遷，家庭樣貌急速改變，全球各國已將家庭政策視為國家
競爭力的基石。
「作為人類生活、演化的社會組織，家庭，正面臨歷史上最困難的挑戰。許多社會
變遷太快，乃至於單就速度本身，即是家庭主要的壓力來源。世界各地的家庭，都
需要支援，才能適應未來的變化。」
──聯合國一九九六年報告：「家庭：未來的挑戰」
為什麼現在要來談「家庭」？
一九九四年，聯合國發動「國際家庭年（International Family Year）」，各國
政府與民間組織，紛紛展開一連串的研討與行動方案。把過去被認為是「私領域」
的家庭議題，第一次帶到政府公部門與國際公共論壇上。
經歷二十世紀全球化、科技化洗禮的西方先進國家赫然發現，近四十年來，「家
庭」遭逢了史無前例的挑戰，改變的規模與速度，難以控制，而且影響深遠。
二○○四年，「國際家庭年」第十年，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舉辦的十週年紀念論壇
中，世界重量級的專家和學者，歸納了「家庭」的變因與走向：
人口結構：老化與少子化
美國之外，世界各地的生育率都在降低，而嬰兒潮世代步入老年。以歐盟二十五個
會員國為例，二○○二年平均生育率只有一．五％，十年內總人口只成長了一千萬
人，佔總人口的二．七％。
另一方面，二○○二到二○二五年間，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口數目，預計會成長三分
之二，而八十歲以上人口，將從一千五百萬竄升至三千八百萬人。
在歐洲，目前每五個具生產力的工作者，支援一個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但是未來
五十年，這個比例很快會降到兩個人以下。意味著家庭單位愈來愈小，但照護扶養
的責任，卻愈來愈重。
這也意味著社會必須提供更多老年人口的照護、醫療支援，不致使得老年人口成為
家庭照護的負擔。
女性勞動力崛起：新兩性關係
女性勞動人口的比例愈來愈高，代表著父母都在工作的雙薪家庭將成為主流。如何
幫助雙薪家庭擁有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已經是先進國家政策的最大挑戰。
在急速老化的社會體系中，亟需女性勞動力的挹注，填補「工作人力」的缺口；但
是鼓勵女性投入職場的同時，社會必須提供足夠充裕的老人孩童照顧體系，企業必
須更積極開放各種彈性工作模式，使得雙薪家庭不致因為時間和資源的匱乏，失去
了教養下一代與照護老幼的能量。也使得身負多重責任的中堅成員，擁有家庭與工
作間，「真正」的選擇權。
另一方面，當女性角色日益現代化、走向多元的同時，男性角色的「低度開發」也
受到關注。如何重新教育男性，肩負起照顧子女和分擔家務的責任；如何讓家庭中
「照顧者」，不論是男性或女性，擁有社會同等的尊重，也是各國亟欲探討的主題。
全球化：家庭的助力與阻力
全球化使得企業和經濟體的競爭日趨加速。比利時大學教授克里克（Robert
Cliquet）分析，全球化使得國與國間的經濟活動、資本進出、交易都日益頻繁，
各種層面的競爭都白熱化。處於全面競爭下的人們，得對抗工作的高壓力，面對高
失業和被迫提早退休的威脅。因此，社會政策，尤其關於家庭的福利政策受到嚴重
的挑戰。
一方面對於長期的風險有著高度的警戒心與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又無法抗拒全球
資本主義熱烈的消費宣傳。因此人們總是處於焦慮的核心，如同跑轉輪的白老鼠，
永遠停不下工作。因為在全球化的世界裡，每個人都必須要努力工作賺更多錢，花
更多錢。
也因此，在全球化時代，所有人都更需要家庭的支持。家庭是全球化的避風港，是
每個人在競爭之外，尋求溫暖慰藉的唯一所在。傳統的家庭價值在此刻，其實有一
股強大的復興力量。
全球化帶來的大規模移民，則是另外一股改變家庭面貌的力量。國內的「移動」，
讓規模已經愈來愈小的核心家庭，更加支離破碎，家人間彼此的情感支援，變得珍
貴又稀少。
跨國的居民移動，不但深深影響移出的家庭，也對移入國家的社會和文化有適應的
衝突。因為移民帶來愈來愈普遍的跨國姻緣，數量上快速成長，在某些國家，幾乎
凌駕了傳統的婚姻，也讓傳統的政府社會福利資源分配，被迫得重新思考。
科技：價值崩解的加速器
先不談複製人、生殖科技對傳統「家庭」定義帶來多大的挑釁，光是避孕藥的發
明，就讓夫妻生育的選擇控制權，從過往「要生到什麼時候」，轉變成「要生或不
生」，以及「什麼時候生」。
不論東方或西方，價值觀走向愈來愈個人主義，而科技有推波助瀾的力量。資訊與
傳播科技的進展，從電視、電腦進入網路，溝通變得有效率又便宜。新的價值得以
最快的方式大量傳遞。世界各個不同角落的人們很容易就吸收到類似的資訊，形成
一致的態度。
家庭的變形：多元
各種力量驅動著家庭變貌。過往，多數人代代傳承的「傳統家庭」：父親賺錢，母
親持家，一個家庭生育出儘可能多數的下一代的家庭樣貌，恐怕只能在重播的美國
情境喜劇中得見。
在西方國家，「婚姻」已經不再是家庭構成的「必要因素」。「法律上的家庭」將
大幅減少。因為愈來愈多人選擇同居取代婚姻關係，不婚和不生已是許多人肯定的
選擇。
法國的新生兒中，四○％是屬於沒有婚姻關係的父母所生的「非婚生子女」。
「單身家庭」也快速增加當中。以歐盟會員國為例，單人家戶（single
household）從一九六一年的一千四百萬人，預計二○二五年將會增加到六千萬戶，
佔所有家庭的三分之一。
英國的稅法和政策已經因此而改變。家庭政策支援輔助的對象，不僅限於「有婚姻
關係」的家庭，而擴及到所有形態的「家庭」。
變種家庭的崛起已經是現實。單親家庭、沒有婚姻關係的家庭、同性家庭、繼親家
庭（父母離婚再組新家庭）等不斷出現，更新的組合不斷挑戰人們對於家庭的想像。
在「離婚像換工作或換房子一樣平常」的德國，每六個德國家庭中，就有一個是所
謂的「多元繼親家庭」。這種由不同血緣關係的父親、母親和孩子組成的生活共同
體，有逐漸改變德國家庭面貌的趨勢。
如何教養來自不同家庭的子女，如何傳遞多元的價值觀，成為德國輿論界最熱門的
話題。
「家庭重要，是因為家庭帶給人們愛，溫暖和歡愉，家庭是我們在快速變動的世界
裡，安定人心的錨。許多人認為，家庭是私人事務，但是對一個國家而言，如果我
們的家庭無法提供家庭成員支持的力量，後果會影響整個社會。因此，整個社區都
應該支持家庭的建構和穩定。……因為家庭很重要，不僅對我們個人，也對新加坡整
體。」──新加坡「重親情，享倫理工委會」宣言
家庭，已經不再只是私領域的「家務事」，世界先進國家都已經認知，有活力、具
生產力的家庭，是未來發展的基礎，是下一個世代的搖籃。家庭的強弱，將大幅反
應每個國家社會的競爭力。最近十年，世界各國都大舉投資於「家庭政策」，把
「家庭」的需求，納入未來國家發展計劃中。
二○○四年，新加坡政府投入八億坡幣（約一百六十億台幣），創造「親家庭環境」
（family friendly environment）。他們下定決心，打造新加坡成為「幸福家庭
的樂園（Making Singapore a great place for families）」。
家庭的需要，以「孩童照顧」為核心。以歐盟各國的政策作比較，北歐社會福利國
家在孩童照顧政策規劃最完善。譬如，在瑞典、挪威和丹麥，政府提供父母在新生
兒出生十二個月內，帶職帶薪的育嬰假。研究也顯示，北歐國家父母對於新生兒的
照顧，讓嬰兒的健康情況和其他成就上有明顯的改善，同時在孩童時期的抗壓性也
明顯提高。
北歐國家政府也補貼家庭育兒的支出。丹麥政府補貼三分之一，瑞典補貼兩成，芬
蘭補貼一五％。在丹麥，小孩一直到九歲前，都有政府的補助托育園幫忙在放學後
照顧小孩。
也因此，丹麥的母親有七成七是職業婦女，丹麥兒童的貧困比率二．四％，是國際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當中最低的。
其他歐盟國家如法國和比利時，雖然沒有提供如同北歐豐富的孩童照顧資源，但是
也提供了兩成五到三成補助，讓三歲以下孩童享有全日照顧支援。義大利、西班
牙、葡萄牙等歐盟會員國，也都陸續加碼投資孩童照顧和托育設備軟硬體。
二○○三年的法國大選，孩童照顧和家庭教育政策，成為候選人辯論的政策重點。近
年來，法國因有效的政策引導，生育率回升到一．九％，被喻為世界的「奇蹟」。
投入於孩童照顧，是促進婦女就業最有效的政策。一九七一年，愛爾蘭女性就業率
只有二○％，二○○四年，已經升至五五％。因為愛爾蘭投入四千五百億歐元（相當
於八百八十兆台幣）於兒童照顧政策上。
「因為我們清楚的看到，為孩童照顧建立家庭支援網路，是在知識經濟時代不得不
做的長期投資。」愛爾蘭都柏林大學應用社會學院院長，歐盟社會觀察委員會人口
和家庭小組代表瓦雷利．理查森強調，「投資下一代，就是投資我們自己。」
領先的國家也把家庭教育，當成兒童教育的基石。人力素質和競爭力數度名列國際
組織排名前矛的芬蘭，認為家庭教育才是教育成功的關鍵。政府不但投入資源補貼
父母對小孩的照顧，如同「聘雇」父母做孩子最好的保姆。給小孩的生活補助與福
利金，部份限定為教育、文化用途，鼓勵父母帶孩子到與政府簽約的書店、美術館
等文化教育單位消費，從學前開始擴展文化視野。
先進國家的家庭政策，早就脫離補貼與補救弱勢的「後見之明」，而是把投資於所
有家庭的穩定與健康，當成投資於未來的「國家計劃」。
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社會政策發展部總監史瓦斯基（Johan Scholvinck）特別強
調，在家庭議題上，政府必須扮演關鍵角色，提出有策略性的、整合勞工政策、社
會保護、教育、健康、住房政策等的總體規劃。
台灣，什麼都有，速度更快
鏡頭轉回台灣。
已婚婦女生育率一．一八％，比OECD平均生育率還低，名列世界最低國家之一。
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從七％升高到一四％所需的年數，日本二十三年，台灣
二十六年，英國四十五年，台灣已是世界上人口老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
離婚率名列亞洲第二。新移民家庭的新生兒，已經佔總體的七分之一。
「台灣什麼都有，而且變化的速度更快，」台大社會系教授，台北市社會局長薛承
泰說。
但是政府，乃至社會整體，對家庭功能的弱化，沒有意識，更遑論行動。
「我覺得很危險，社會福利沒建立，傳統大家族和社區的力量已經蕩然無存，小家
庭自己要求存活，所以父母才會做得那麼緊張，」王浩威認為，在現在台灣的處境
下，天真的期待父母「改變價值觀」，並不實際。
台師大人類發展與家庭教育系副教授林如萍指出，目前台灣的「家庭政策」，勉強
扯得上邊的，是散置各處的福利預算，每項預算都在「捕破網」，缺乏前瞻思考。
而且明顯重複投入在新住民和弱勢家庭。「我不是說這不該做，而是資源的投入顯
然有失比例原則，」林如萍說。
更重要的是，「政府應該告訴我們，什麼是台灣要尊崇、恢復的家庭價值？」立委
林岱樺批評。因為價值觀的確立，才能引領資源的有效、正確配置。
以新加坡為例，在擬定家庭政策前，政府就先透過全面的調查和研討、溝通，萃取
新加坡人共同認同的「家庭價值」。例如新加坡的家庭價值鼓勵重塑家族照護力
量，政府就補貼買房子買在父母附近的新婚夫婦，一戶補貼八十萬台幣。也提供扶
養六十五歲以上老人的家庭，各種減稅優惠與福利。
前教育部官員，親職輔導專家鄭石岩強調，面對台灣家庭及家庭教育的難題，政府
應該要從「上層思考」，和民間攜手，從上到下，發動「夥伴計劃」。如同一九九
四年柯林頓在美國通過了品德教育夥伴計劃，由中央政府補助各州，讓孩子的品格
教育，不獨是家庭的責任，而是結合社區和學校，共同面對與解決問題。
為什麼現在要談家庭，和家庭教育？因為家庭，是社會共同的責任，和我們所有人
的未來。
金庸的中國歷史觀
金 庸 的 中 國 曆 史 觀
演講：金 庸（又名：《金庸北大講演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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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著名報業家、武俠小說家金庸（查良鏞）於一九九四年十月三日至二十
九日赴北京大學訪問，並接受北京大學授予他的名譽教授稱號。下面刊出的是金庸
在北京大學授予他名譽教授儀式上的演講錄音記錄，由焦小雲記錄及整理。
中國文明不斷消長
現在我是北京大學的一分子了，可以稱大家為同學了。我衷心感謝北京大學給
了我很高的榮譽，授予我名譽教授的稱號。北大是我從小就很仰慕的大學。我的親
伯父就是北大的畢業生，故鄉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學問如何，但聽說他是北大畢業
生，便都肅然起敬。我念初中時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畢業生，他學識淵博、品格崇
高，對我很愛護。雖然現在時隔五、六十年了，我還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中起了領導作用，整個近代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是與
北大師生的重大貢獻分不開的。每當我們想到北大，就會想到開明、開放的蔡元培
校長，想到眼光遠大的馬寅初校長，想到許許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學家、作家、學
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關係的大學問家們。北京大學有許多優良的傳統，其中最重
要的，一是對國家、社會的深切關懷；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學術空氣。最近幾年
我在牛津大學住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感到，牛津大學自由開放的學術空氣和博大精
深的學術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學的老師、學生對於國家、對於社會、對於
人民的關懷和犧牲，目前卻大大不及北京大學的師生。抗戰時期，我考大學，第一
志願就是報考西南聯大，西南聯大是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所大學合辦的。我有幸
被錄取了。或許可以說，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過那時因為我沒有錢，西南
聯大又在昆明，路途遙遠，沒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較早地與北大同學結緣。今天我
已作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榮幸。
我一生主要從事新聞工作。作為新聞工作者，對每一門學問都須懂得一點，但
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膚淺。專家、教授則不同了，他們對某一門學問有鑽研，懂得
很深。這是兩種不同的接觸知識的方式。我是新聞工作者，當教授是全然沒有資格
的，但幸虧我是“名譽教授”。名譽教授就沒有關係了，話講錯了也無所謂。我下面
要講的話，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師和朋友們請教的，這不是客套。在中國學問上要請
教最好的老師，當然只有到北大來，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過紹興，到蘭亭王羲之以前寫字的地方。那裏的人要我寫字，我
說在王羲之的地方怎麼可以寫字呢？但他們非要我寫不可，我只好寫了八個字：
“班門弄斧，蘭亭揮毫。”班門弄斧很狂妄，在蘭亭揮毫就更加狂妄了。這次到北
大，說好要作兩次演講，我自己寫了十六個字：“班門弄斧，蘭亭揮毫，草堂題
詩……”在大詩人杜甫家裏題詩，第四句是：“北大講學。”
大家希望聽我講小說，其實寫小說並沒有什麼學問，大家喜歡看也就過去了。
我對歷史倒是有點興趣。今天我想簡單地講一個問題，就是中華民族如此長期地、
不斷地發展壯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規律？這幾年我常在英國牛津大學，對英
國文學、英國歷史和中國歷史很有興趣。大家都知道，英國對二十世紀影響最大的
一位歷史學家名叫湯因比，他寫了一部很長很長的《歷史研究》。他在這部書中分析
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說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歷史進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
現在仍真正興旺發達的文明只有兩個，一個是西方的歐美文明，一個是東方的中國
文明。而中國文明歷史悠久且連續不斷，則又是世界唯一的。雖然古代有的文明歷
史比中國早，有的文明範圍比中國大，如巴比倫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臘羅馬的
文明，但這些文明卻因遇到外力的打擊，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漸衰退、消亡了。他
說：“一種文明總會遇到外來的挑戰，如果該文明能很好地應付這個挑戰，就能繼
續發展；如果不能很好地應付挑戰，就會衰退，甚至消亡。這裏也有多種情況：一
種是遇到強大外族的打擊，整個民族被殺光殺盡，消滅了；一種是民族內部長期僵
化，沒有改革，沒有進化，象活的木乃伊，結果衰落了；有的則因自己的腐化而垮
臺；還有一種就是分裂，國家內戰不休。”
我們的國歌中有一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話是在抗戰前後寫
的，它表示了一種憂患意識。那時候我國遭受外族敵人的侵略，處境確實非常危
險。在座的各位同學年紀輕，不知道，你們的爸爸媽媽就知道了。我同在座的雷潔
瓊大姐、周南社長等都經歷過這段艱難而危險的時刻。就我看來，我國歷史上遭受
外族侵略的危險時期有七個：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戰國時期東西南北受到的外族
進攻；第二是秦漢時期匈奴的進攻，時間長達四百年之久；第三是魏晉時鮮卑等五
胡的進犯，時間也有四百年；第四是隋唐時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時間約三百年；
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時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時間大概也是四百年；第六是
元、明、清時期蒙古、滿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
略。
中國歷史發展規律
縱觀中國歷史，大概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規律，我們的民族先是統一強盛，後來
慢慢腐化，組織力量衰退。此時如果出現一些改革，那麼就會中興。如果改革失敗
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麼外族敵人就會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時候，我們民族有個
很特殊的現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們民族的轉機。以上所講的我們民族七次
大的危機，又都是七次大的轉機。歷史上常常是外族人來了之後，我們華夏民族就
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們華夏民族就壯大起來，統一起來。之後
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來了，我們民族再融合，又壯大，如
此循環往復。其他國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麼打贏，要是打不贏，這個國家或民
族就會垮臺。我們中華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時，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況也
很多，但卻很難被征服。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有一股韌力，一股很頑強的抵抗力
量；另一方面我們又很開放，在文化上同它們融合在一起，經過一段時間，大家變
成一個民族，我們的民族從此又壯大起來。
我在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獲頒名譽教授時也曾講到這個問題，以及其他一
些中國的歷史問題。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覺得我的這些觀念比較新，並討論為什麼中
國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融合不了。我想其中第一個原因是我國一開始就是農業
社會，生產力比較高、技術比較先進，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可以發展文化；第二個原
因是從西周開始，我們已有了一個嚴密的宗法社會制度。後世講到中國封建社會，
總認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縛人的思想，很束縛人的行為，其實這種宗法制度也有
它的歷史作用，我們民族由於有了嚴密的繼承制度，從而避免了內部的爭鬥和戰
爭。一些遊牧民族本來很強盛，但往往在關鍵的時候鬧分裂。父親死後，他的兩個
兒子或者三個兒子搶父親的位子坐，羅馬也有這種情況。一搶位子，就要打架，就
要內亂。本來很強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我們民族
從西周開始，雖然自己內部鬥爭也不斷有，但基本上還是遵循世襲制度，即父親死
了，嫡長子繼位，這是當時中華民族發展的一個重要制度。一個社會的基本法律制
度固定了，社會就會很穩定，內部鬥爭就會大大減少，這也是民族強盛的重要環節。
還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我們對外族是很開放的。從歷史上看，中國很長很長
的時候是外族統治的，如北魏。其實隋唐也有很大很大的少數民族的成份，主要是
鮮卑人。有一個情況不知各位想到沒有，我的小說中寫過一個人叫“獨孤求敗”。獨
孤求敗很驕傲，他一生與人比劍比武從沒有輸過，所以他改個名叫求敗，希望失敗
一次，但卻總沒有敗過。這個“獨孤”就是鮮卑人。“鮮卑”這兩個字，有些學者說
“西伯利亞”就是“鮮卑利亞”，鮮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亞那一帶。但這不是很一致的
意見。北周的時候，有個人叫獨孤信，他有很多女兒，其中大女兒嫁給了北周的皇
帝，第四個女兒嫁給了唐高祖的父親，第七個女兒嫁給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
煬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則應叫隋煬帝為表叔。他們都有鮮卑的血統。唐太宗
李世民的媽媽姓竇，是鮮卑人。唐太宗的皇后姓長孫，長孫和竇都是鮮卑人的姓。
皇后的哥哥長孫無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鮮卑人了。據我初步統計，唐朝
宰相至少有二十三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鮮卑人。那時候說“胡人”就象我們現在說
“洋人”一樣，沒有歧視的意思。在唐朝，有二十三個外國人當“國務院總理”，可見
唐朝對外國人一點也不歧視。再說漢朝，漢武帝與匈奴交戰，匈奴分裂投降了。其
中一個匈奴王子叫金日石單，很受漢武帝重用。漢武帝死後，他的身後大事交
給兩個人，一個是霍光，一個就是金日石單。由此可見，我們民族壯大的重要
原因就是非常開放。
我在武俠小說裏寫了中國武術怎樣厲害，實際上是有些誇張了。中國人不太擅
長打仗，與外國人打仗時，輸的多，贏的少，但是我們有耐力，這次打不贏沒關
係，我們長期跟你幹，打到後來，外國人會分裂的。如匈奴很厲害，我們打他不
過。漢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圍困，無法脫身。他的手下便獻了一條妙
計，去向匈奴皇后說，漢人漂亮的小姐很多，你如果把漢朝皇帝抓來，把漢人打垮
了，俘虜了大批漢人中的漂亮女人，你這個皇后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后中了這個詭
計，便退兵了。匈奴後來分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漢朝，北匈奴則向西走，一部分
到了英國，以至滅亡了整個西羅馬帝國。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國抵抗住
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卻把整個歐洲打垮了。隋唐時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們分為
東突厥和西突厥。東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華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則
向西行，來到了土耳其。後來土耳其把東羅馬帝國打垮了，把整個君士坦丁堡占了
下來，直到現在。所以我們不要一提起歷史就認為我們民族不行，其實我們民族真
正不行，只是十六世紀以後的三、四百年的事情。
最近我在牛津大學的一次聚餐會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東亞經濟的學者，他
和我談到中國經濟的發展前途時說，中國的經濟自古以來就很發達，人均收入一直
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十六世紀以後才慢慢被英國趕上去。而國民總收入卻是到
了一八二○年才被英國超過。中國國力居世界領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
久。那位學者對中國經濟前途非常樂觀，他說大概到二○二○年時，中國的國民經濟
收入又會是全世界第一，並能長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後的四、五十年內沒
有任何國家能夠趕得上。我聽了之後很興奮，問他是否有資料？他列舉了很多統計
數字。他是專家，不會隨口亂說。我覺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實際上我們中國古代在科學技術方面一直是很先進的，到宋朝尤其先進，大大
超過了歐洲。那時我們的科技發明，歐洲是遠遠趕不上的。如造紙、印刷、火藥、
羅盤等在宋朝已經非常興旺發達了。現在大家用的鈔票也是中國發明的，在宋朝時
代就已經開始使用了。那時我們的金融制度相當先進，貨幣的運用相當成熟。那麼
歐洲人什麼時候才開始轉機呢？應該說是到了中國的明朝，從那時起，中國開始落
後了。我想其中原因，一個是政治上的專制，對人民的思想控制很嚴，一點也不自
由開放，動不動滿門抄斬，株連九族，嚇得人們不敢亂說亂動，全部權力控制在皇
帝一人手裏。另一個原因就是明朝對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異想天開，實行所
謂海禁，把航海的船隻全部燒掉，以為如此一來就能斷絕與倭寇的來往，餓死倭
寇。這是對日本完全不瞭解。這種愚蠢的禁令，當然是永樂皇帝之後、鄭和下西洋
之後的事情了。明朝一實行封鎖，整個國力便開始衰退。與此同時，西方科學卻開
始發展，工業革命也開始了。
有一個有趣的時間值得注意，那就是十六世紀初的一五一七年，德國的馬丁·
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權威，反對神權控制，就在這個時候，我國明朝的正德皇帝下
江南。正德皇帝是個很無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幹了許多荒淫無恥的勾當。
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國是很富強的，到了宋朝、元朝也還可以，那時候科
學發達、交通方便、對外開放。而歐洲正是封閉的時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學術
思想不自由。你說地球圍繞太陽轉，他卻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閉的。到了十六世
紀，歐洲自由開放了，科學發明開始了，可中國反而長期封鎖起來了。這是最大的
歷史教訓。
今天講了這麼多，無非是要大家明確兩個觀念，那就是改革和開放。中華民族
之所以這樣壯大，靠的就是改革和開放。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內部要積極進行
改革，努力克服困難，改革成功了，我們的民族就會中興。同時我們還要對外開
放，這點更為重要，因為中國人有自信心，我們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強大，外來的武
力或外來的文化我們都不害怕。
另有一個重要觀念，今天沒有時間詳談。我認為過去的歷史家都說蠻夷戎狄、
五胡亂華、蒙古人、滿洲人侵略中華，大好山河淪亡於異族等等，這個觀念要改一
改。我想寫幾篇歷史文章，說少數民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
只是少數派執政，談不上中華亡於異族，只是“輪流做莊”。滿洲人建立清朝執政，
肯定比明朝好得多。這些觀念我在小說中發揮得很多，希望將來寫成學術性文字。
上面我講到的那位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他初期寫《歷史研究》這部大著作的時
候，並沒有非常重視中國。到他快去世的時候，他得出一個結論：世界的希望寄託
于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結合。他認為西方文明的優點在於不斷地發明、創造、追
求、向外擴張，是“動”的文化。中國文明的優點在於和平，就好象長城，處於守
勢，穩、調和，是“靜”的文化。現在許多西方學者都認為，地球就這樣大了，無止
境地追求、擴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後只能接受中國的哲學，要平
衡、要和諧，民族與民族之間要相互協作，避免戰爭。由於科學的發展，核武器的
出現，今後的世界大戰將不可思議。一些瘋狂的人也許執意要打核戰爭，殊不知道
這種戰爭的結局將是人類的同歸於盡。這種可能性不能說沒有。我所接觸到的西方
學者目前對打核戰爭都不太擔心，他們最擔心的是三個問題：第一是自然資源不斷
地被浪費；第二是環境污染；第三是人口爆炸。這三個問題將關係到人類的前途。
所以，現在許多西方人把希望寄託於中國，他們希望瞭解中國，瞭解中國的哲學。
他們認為中國的平衡、和諧、團結的哲學思想、心理狀態可能是解決整個人類問題
的關健。
最近牛津有一個十分盛大的宴會，倫敦《泰晤士報》前總編輯李斯·莫格勳爵也
參加了。他曾談到，十九世紀世界的經濟中心在倫敦，二十世紀初轉到了紐約，到
了戰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則轉到了東京，而二十一世紀肯定要轉到中國。至於這
個中心是中國的北京還是上海，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問題，只要是在中
國就很好。
□原載《明報月刊》１９９４年１２月號
□錄自《華夏文摘》第二四三期
◎李惟重排◎
演講：金 庸（又名：《金庸北大講演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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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著名報業家、武俠小說家金庸（查良鏞）於一九九四年十月三日至二十
九日赴北京大學訪問，並接受北京大學授予他的名譽教授稱號。下面刊出的是金庸
在北京大學授予他名譽教授儀式上的演講錄音記錄，由焦小雲記錄及整理。
中國文明不斷消長
現在我是北京大學的一分子了，可以稱大家為同學了。我衷心感謝北京大學給
了我很高的榮譽，授予我名譽教授的稱號。北大是我從小就很仰慕的大學。我的親
伯父就是北大的畢業生，故鄉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學問如何，但聽說他是北大畢業
生，便都肅然起敬。我念初中時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畢業生，他學識淵博、品格崇
高，對我很愛護。雖然現在時隔五、六十年了，我還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中起了領導作用，整個近代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是與
北大師生的重大貢獻分不開的。每當我們想到北大，就會想到開明、開放的蔡元培
校長，想到眼光遠大的馬寅初校長，想到許許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學家、作家、學
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關係的大學問家們。北京大學有許多優良的傳統，其中最重
要的，一是對國家、社會的深切關懷；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學術空氣。最近幾年
我在牛津大學住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感到，牛津大學自由開放的學術空氣和博大精
深的學術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學的老師、學生對於國家、對於社會、對於
人民的關懷和犧牲，目前卻大大不及北京大學的師生。抗戰時期，我考大學，第一
志願就是報考西南聯大，西南聯大是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所大學合辦的。我有幸
被錄取了。或許可以說，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過那時因為我沒有錢，西南
聯大又在昆明，路途遙遠，沒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較早地與北大同學結緣。今天我
已作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榮幸。
我一生主要從事新聞工作。作為新聞工作者，對每一門學問都須懂得一點，但
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膚淺。專家、教授則不同了，他們對某一門學問有鑽研，懂得
很深。這是兩種不同的接觸知識的方式。我是新聞工作者，當教授是全然沒有資格
的，但幸虧我是“名譽教授”。名譽教授就沒有關係了，話講錯了也無所謂。我下面
要講的話，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師和朋友們請教的，這不是客套。在中國學問上要請
教最好的老師，當然只有到北大來，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過紹興，到蘭亭王羲之以前寫字的地方。那裏的人要我寫字，我
說在王羲之的地方怎麼可以寫字呢？但他們非要我寫不可，我只好寫了八個字：
“班門弄斧，蘭亭揮毫。”班門弄斧很狂妄，在蘭亭揮毫就更加狂妄了。這次到北
大，說好要作兩次演講，我自己寫了十六個字：“班門弄斧，蘭亭揮毫，草堂題
詩……”在大詩人杜甫家裏題詩，第四句是：“北大講學。”
大家希望聽我講小說，其實寫小說並沒有什麼學問，大家喜歡看也就過去了。
我對歷史倒是有點興趣。今天我想簡單地講一個問題，就是中華民族如此長期地、
不斷地發展壯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規律？這幾年我常在英國牛津大學，對英
國文學、英國歷史和中國歷史很有興趣。大家都知道，英國對二十世紀影響最大的
一位歷史學家名叫湯因比，他寫了一部很長很長的《歷史研究》。他在這部書中分析
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說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歷史進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
現在仍真正興旺發達的文明只有兩個，一個是西方的歐美文明，一個是東方的中國
文明。而中國文明歷史悠久且連續不斷，則又是世界唯一的。雖然古代有的文明歷
史比中國早，有的文明範圍比中國大，如巴比倫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臘羅馬的
文明，但這些文明卻因遇到外力的打擊，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漸衰退、消亡了。他
說：“一種文明總會遇到外來的挑戰，如果該文明能很好地應付這個挑戰，就能繼
續發展；如果不能很好地應付挑戰，就會衰退，甚至消亡。這裏也有多種情況：一
種是遇到強大外族的打擊，整個民族被殺光殺盡，消滅了；一種是民族內部長期僵
化，沒有改革，沒有進化，象活的木乃伊，結果衰落了；有的則因自己的腐化而垮
臺；還有一種就是分裂，國家內戰不休。”
我們的國歌中有一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話是在抗戰前後寫
的，它表示了一種憂患意識。那時候我國遭受外族敵人的侵略，處境確實非常危
險。在座的各位同學年紀輕，不知道，你們的爸爸媽媽就知道了。我同在座的雷潔
瓊大姐、周南社長等都經歷過這段艱難而危險的時刻。就我看來，我國歷史上遭受
外族侵略的危險時期有七個：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戰國時期東西南北受到的外族
進攻；第二是秦漢時期匈奴的進攻，時間長達四百年之久；第三是魏晉時鮮卑等五
胡的進犯，時間也有四百年；第四是隋唐時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時間約三百年；
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時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時間大概也是四百年；第六是
元、明、清時期蒙古、滿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
略。
中國歷史發展規律
縱觀中國歷史，大概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規律，我們的民族先是統一強盛，後來
慢慢腐化，組織力量衰退。此時如果出現一些改革，那麼就會中興。如果改革失敗
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麼外族敵人就會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時候，我們民族有個
很特殊的現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們民族的轉機。以上所講的我們民族七次
大的危機，又都是七次大的轉機。歷史上常常是外族人來了之後，我們華夏民族就
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們華夏民族就壯大起來，統一起來。之後
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來了，我們民族再融合，又壯大，如
此循環往復。其他國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麼打贏，要是打不贏，這個國家或民
族就會垮臺。我們中華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時，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況也
很多，但卻很難被征服。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有一股韌力，一股很頑強的抵抗力
量；另一方面我們又很開放，在文化上同它們融合在一起，經過一段時間，大家變
成一個民族，我們的民族從此又壯大起來。
我在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獲頒名譽教授時也曾講到這個問題，以及其他一
些中國的歷史問題。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覺得我的這些觀念比較新，並討論為什麼中
國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融合不了。我想其中第一個原因是我國一開始就是農業
社會，生產力比較高、技術比較先進，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可以發展文化；第二個原
因是從西周開始，我們已有了一個嚴密的宗法社會制度。後世講到中國封建社會，
總認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縛人的思想，很束縛人的行為，其實這種宗法制度也有
它的歷史作用，我們民族由於有了嚴密的繼承制度，從而避免了內部的爭鬥和戰
爭。一些遊牧民族本來很強盛，但往往在關鍵的時候鬧分裂。父親死後，他的兩個
兒子或者三個兒子搶父親的位子坐，羅馬也有這種情況。一搶位子，就要打架，就
要內亂。本來很強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我們民族
從西周開始，雖然自己內部鬥爭也不斷有，但基本上還是遵循世襲制度，即父親死
了，嫡長子繼位，這是當時中華民族發展的一個重要制度。一個社會的基本法律制
度固定了，社會就會很穩定，內部鬥爭就會大大減少，這也是民族強盛的重要環節。
還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我們對外族是很開放的。從歷史上看，中國很長很長
的時候是外族統治的，如北魏。其實隋唐也有很大很大的少數民族的成份，主要是
鮮卑人。有一個情況不知各位想到沒有，我的小說中寫過一個人叫“獨孤求敗”。獨
孤求敗很驕傲，他一生與人比劍比武從沒有輸過，所以他改個名叫求敗，希望失敗
一次，但卻總沒有敗過。這個“獨孤”就是鮮卑人。“鮮卑”這兩個字，有些學者說
“西伯利亞”就是“鮮卑利亞”，鮮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亞那一帶。但這不是很一致的
意見。北周的時候，有個人叫獨孤信，他有很多女兒，其中大女兒嫁給了北周的皇
帝，第四個女兒嫁給了唐高祖的父親，第七個女兒嫁給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
煬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則應叫隋煬帝為表叔。他們都有鮮卑的血統。唐太宗
李世民的媽媽姓竇，是鮮卑人。唐太宗的皇后姓長孫，長孫和竇都是鮮卑人的姓。
皇后的哥哥長孫無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鮮卑人了。據我初步統計，唐朝
宰相至少有二十三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鮮卑人。那時候說“胡人”就象我們現在說
“洋人”一樣，沒有歧視的意思。在唐朝，有二十三個外國人當“國務院總理”，可見
唐朝對外國人一點也不歧視。再說漢朝，漢武帝與匈奴交戰，匈奴分裂投降了。其
中一個匈奴王子叫金日石單，很受漢武帝重用。漢武帝死後，他的身後大事交
給兩個人，一個是霍光，一個就是金日石單。由此可見，我們民族壯大的重要
原因就是非常開放。
我在武俠小說裏寫了中國武術怎樣厲害，實際上是有些誇張了。中國人不太擅
長打仗，與外國人打仗時，輸的多，贏的少，但是我們有耐力，這次打不贏沒關
係，我們長期跟你幹，打到後來，外國人會分裂的。如匈奴很厲害，我們打他不
過。漢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圍困，無法脫身。他的手下便獻了一條妙
計，去向匈奴皇后說，漢人漂亮的小姐很多，你如果把漢朝皇帝抓來，把漢人打垮
了，俘虜了大批漢人中的漂亮女人，你這個皇后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后中了這個詭
計，便退兵了。匈奴後來分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漢朝，北匈奴則向西走，一部分
到了英國，以至滅亡了整個西羅馬帝國。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國抵抗住
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卻把整個歐洲打垮了。隋唐時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們分為
東突厥和西突厥。東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華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則
向西行，來到了土耳其。後來土耳其把東羅馬帝國打垮了，把整個君士坦丁堡占了
下來，直到現在。所以我們不要一提起歷史就認為我們民族不行，其實我們民族真
正不行，只是十六世紀以後的三、四百年的事情。
最近我在牛津大學的一次聚餐會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東亞經濟的學者，他
和我談到中國經濟的發展前途時說，中國的經濟自古以來就很發達，人均收入一直
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十六世紀以後才慢慢被英國趕上去。而國民總收入卻是到
了一八二○年才被英國超過。中國國力居世界領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
久。那位學者對中國經濟前途非常樂觀，他說大概到二○二○年時，中國的國民經濟
收入又會是全世界第一，並能長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後的四、五十年內沒
有任何國家能夠趕得上。我聽了之後很興奮，問他是否有資料？他列舉了很多統計
數字。他是專家，不會隨口亂說。我覺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實際上我們中國古代在科學技術方面一直是很先進的，到宋朝尤其先進，大大
超過了歐洲。那時我們的科技發明，歐洲是遠遠趕不上的。如造紙、印刷、火藥、
羅盤等在宋朝已經非常興旺發達了。現在大家用的鈔票也是中國發明的，在宋朝時
代就已經開始使用了。那時我們的金融制度相當先進，貨幣的運用相當成熟。那麼
歐洲人什麼時候才開始轉機呢？應該說是到了中國的明朝，從那時起，中國開始落
後了。我想其中原因，一個是政治上的專制，對人民的思想控制很嚴，一點也不自
由開放，動不動滿門抄斬，株連九族，嚇得人們不敢亂說亂動，全部權力控制在皇
帝一人手裏。另一個原因就是明朝對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異想天開，實行所
謂海禁，把航海的船隻全部燒掉，以為如此一來就能斷絕與倭寇的來往，餓死倭
寇。這是對日本完全不瞭解。這種愚蠢的禁令，當然是永樂皇帝之後、鄭和下西洋
之後的事情了。明朝一實行封鎖，整個國力便開始衰退。與此同時，西方科學卻開
始發展，工業革命也開始了。
有一個有趣的時間值得注意，那就是十六世紀初的一五一七年，德國的馬丁·
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權威，反對神權控制，就在這個時候，我國明朝的正德皇帝下
江南。正德皇帝是個很無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幹了許多荒淫無恥的勾當。
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國是很富強的，到了宋朝、元朝也還可以，那時候科
學發達、交通方便、對外開放。而歐洲正是封閉的時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學術
思想不自由。你說地球圍繞太陽轉，他卻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閉的。到了十六世
紀，歐洲自由開放了，科學發明開始了，可中國反而長期封鎖起來了。這是最大的
歷史教訓。
今天講了這麼多，無非是要大家明確兩個觀念，那就是改革和開放。中華民族
之所以這樣壯大，靠的就是改革和開放。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內部要積極進行
改革，努力克服困難，改革成功了，我們的民族就會中興。同時我們還要對外開
放，這點更為重要，因為中國人有自信心，我們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強大，外來的武
力或外來的文化我們都不害怕。
另有一個重要觀念，今天沒有時間詳談。我認為過去的歷史家都說蠻夷戎狄、
五胡亂華、蒙古人、滿洲人侵略中華，大好山河淪亡於異族等等，這個觀念要改一
改。我想寫幾篇歷史文章，說少數民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
只是少數派執政，談不上中華亡於異族，只是“輪流做莊”。滿洲人建立清朝執政，
肯定比明朝好得多。這些觀念我在小說中發揮得很多，希望將來寫成學術性文字。
上面我講到的那位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他初期寫《歷史研究》這部大著作的時
候，並沒有非常重視中國。到他快去世的時候，他得出一個結論：世界的希望寄託
于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結合。他認為西方文明的優點在於不斷地發明、創造、追
求、向外擴張，是“動”的文化。中國文明的優點在於和平，就好象長城，處於守
勢，穩、調和，是“靜”的文化。現在許多西方學者都認為，地球就這樣大了，無止
境地追求、擴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後只能接受中國的哲學，要平
衡、要和諧，民族與民族之間要相互協作，避免戰爭。由於科學的發展，核武器的
出現，今後的世界大戰將不可思議。一些瘋狂的人也許執意要打核戰爭，殊不知道
這種戰爭的結局將是人類的同歸於盡。這種可能性不能說沒有。我所接觸到的西方
學者目前對打核戰爭都不太擔心，他們最擔心的是三個問題：第一是自然資源不斷
地被浪費；第二是環境污染；第三是人口爆炸。這三個問題將關係到人類的前途。
所以，現在許多西方人把希望寄託於中國，他們希望瞭解中國，瞭解中國的哲學。
他們認為中國的平衡、和諧、團結的哲學思想、心理狀態可能是解決整個人類問題
的關健。
最近牛津有一個十分盛大的宴會，倫敦《泰晤士報》前總編輯李斯·莫格勳爵也
參加了。他曾談到，十九世紀世界的經濟中心在倫敦，二十世紀初轉到了紐約，到
了戰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則轉到了東京，而二十一世紀肯定要轉到中國。至於這
個中心是中國的北京還是上海，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問題，只要是在中
國就很好。
□原載《明報月刊》１９９４年１２月號
□錄自《華夏文摘》第二四三期
◎李惟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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